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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填补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空白******

  “这是我国旧石器考古非常重大的突破”“这是旧石器考古人期待已久的好遗址”……近日,四川遂宁市桃花河遗址暨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专家研讨会在射洪市举行。会上呈现的系列成果显示,四川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及涪江流域均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有的发现遗物丰富,地层堆积较好,保留了人类活动的原生信息,可以初步还原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状态,建立特定时段文化演变的序列。

  专家认为,继皮洛遗址之后,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再次取得重大进展,推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新的突破,展现出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巨大潜力。

新发现填补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空白

在四川遂宁市桃花河遗址采集到的部分石器 新华社发

  为讨论古人类行为模式提供线索

  202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涪江流域遂宁段和涪江流域绵阳段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20多处旧石器地点,调查发现手斧、手镐、重型刮削器等数百件典型石制品,充分展示了在涪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极大潜力。

  其中,位于射洪市香山镇鄢家沟和田家湾两个地点的桃花河遗址,遗物丰富、地层堆积较好,但面临基本建设破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迅速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初步揭露了三期旧石器时代文化。三期文化自下而上,发展连续贯通,但又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桃花河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郑喆轩说,第一期在石制品组合中含有较高比例的大石核、大石片以及以大石片为毛坯的重型刮削器,此外含有少量手斧、手镐、石刀等较典型的大型切割工具;第二期石制品尺寸有所缩小,大石核、大石片和重型刮削器较第一期比重下降,中小型石核、石片和工具比重上升,存在中小型石片工具;第三期基本不见大石片及重型刮削器,以中小型石核、石片和工具为主,且对石料有一定选择性。

  三个文化期均发现了石制品密集区,不同密集区各具特色,多数石制品没有风化、磨蚀痕迹,有的石制品碎片则可以成功拼合,初步表明遗址为原地埋藏,为讨论人类行为模式、遗址功能分区和空间结构提供了线索。

  此外,遗址也发现了数十件动物化石,初步判断有鹿、牛、马等大中型草食类动物。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以及初步的文化因素分析,专家认为桃花河遗址的年代初步估计在距今20万年至5万年之间,更准确的测年工作正在进行中。

  “南方旧石器遗址不少,但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却并不多,桃花河遗址面积大、发现遗物多、密度高,应该属于基本营地或中心营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这是期待已久的好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

  呈现成都平原旧石器工业面貌

  2019年,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东坡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在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的坛罐山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共出土石制品518件,清理坑、沟等遗迹现象10余处。

  研讨会上,专家确认该遗址出土石制品大多以砾石为原料,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断片/碎屑、工具、备料。工具类型除石锤和石砧外,还有砍砸器、刮削器、凹缺刮器、锯齿刃器、重型刮削器、手镐等,另外还有使用过的砾石以及石片。工具多以砾石或断块为毛坯,采用锤击法加工,多见单边、单向修理,整体上属于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范畴。

  根据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光释光测年,初步推测遗址有石制品埋藏的地层最老年龄当不低于20万年。这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2022年,为配合眉山市彭山区武阳安置房一期项目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组织开展了武阳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旧石器时代石制品2600余件,揭露出多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层,提取了古人类活动的科学信息。

  据介绍,武阳遗址是成都平原首次发现大规模原地埋藏的小石片石器遗存,对了解成都平原晚更新世中晚期旧石器工业面貌有重要意义;遗址内丰富的拼合组与较大的拼合潜力,说明遗址存在多次原地打制石器行为;发掘石制品数量多且类型丰富,地层堆积厚且序列完善,进一步丰富了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完善了旧石器文化序列,也对理解当时该区域古人类生存行为有重要价值。

  建立特定时段文化演变的序列

  “原地埋藏的遗址难能可贵,它保留了原生的信息,人类活动信息得以保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表示,桃花河遗址地层非常清楚、埋藏状况完好,把地质条件和地貌特点、古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行为等文化信息融为一体。此外遗址多层位、多时段,分层清楚明确,人类活动信息分辨率高,可以据此建立特定时段文化演变的序列。

  “桃花河遗址的石制品成堆地出现,特别适用于活化历史场景,很多旧石器遗址都没有这样的发现。”高星说。

  高星同时表示,武阳遗址的出土石器与皮洛遗址、遂宁桃花河遗址等都不一样,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尤其人类活动现场鲜活保留,这种遗存对于未来在展陈中活化历史场景非常重要。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夏正楷认为,武阳遗址丰富的遗存可以还原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他们生活在河漫滩,经常受到洪水困扰,只能短暂在生活居住地停留,生活环境相当艰苦。”

  同处于成都平原的坛罐山遗址也是一处古人类多次光顾、短期活动的原地埋藏遗址。它和武阳遗址以及更多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将逐渐还原成都平原古人类的生活状态,揭开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面纱。

  专家指出,桃花河遗址、坛罐山遗址、武阳遗址等遗址的发现以及周边的调查,表明四川盆地具有开展旧石器考古的极大潜力,并为进一步考古提供了线索、方向和思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平原已经新发现14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开展考古发掘的遗址近10处,为下一步构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旧石器年代框架、完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9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展示“美丽世界”更丰富可能******

  (中共二十大·观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展示“美丽世界”更丰富可能

  中新社北京10月21日电 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展示“美丽世界”更丰富可能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朴素生态观,被以一种更具现代性和探索性的表达方式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

资料图: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鹭成群嬉戏。 孙劲松 摄资料图: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鹭成群嬉戏。 孙劲松 摄

  这个概念同样寓于中方此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之中。站在这样的高度谋划发展,持续推进的“美丽中国”建设正为构筑“美丽世界”展示更多可能。

  这种丰富可能,体现在观念上的更新。

  先污染后治理,曾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许多国家生态环境因此急剧恶化。中国也一度走上这条路。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里,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却也因严重的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困扰过。

  于是,中国的决策层不得不替未来算两笔账:一笔账是,按照传统工业文明道路继续走下去,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另一笔账是,重塑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型的成本、风险、收益几何。

  这十年,从生态文明建设被视作“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民共识,发展观层面的“升级”背后,中国显然把这两笔账算清楚了。

  “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不可持续,中国不能重走这条路。”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之一,与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理想,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种更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发展方向。

  这种丰富可能,也体现在行动上的有为。

  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诚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更大挑战的背景下,打赢这场硬仗需要作出艰苦卓绝努力。但二十大报告重申“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表述,并作出一系列细致部署,正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行动派”姿态。

资料图:西藏措美哲古风电项目。贡嘎来松 摄资料图:西藏措美县哲古风电项目。贡嘎来松 摄

  “双碳”这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中长期愿景、综合性目标和系统实施平台,成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抓手;也向其他国家发出了明确信号,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复苏注入新鲜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指出,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全方位低碳转型实现“绿色经济复苏”将越来越成为广泛共识。中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贡献了关键力量。

  从观念到行动,中国的知行合一,则为一同探索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更多国家提供了参照和启迪。

  绿色低碳转型之于成熟发达国家,是相对单纯的议题,但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周全的考量。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仍有相当增长潜力。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要求中国在减碳的同时,继续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如何实现公平的绿色转型,如何将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尼鲁达·达斯古普塔认为,中国的做法和经验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借鉴意义。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二十大报告中具有一体性、综合性的部署,意味着中国不会接受其中任何一项任务偏废。“单打一”“运动式”的减碳将被纠偏,中国冀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等,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生态环境问题源于发展,也必须在发展中解决。”邹骥举例说,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正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与发展紧密结合,并找到二者最大协同点。他相信,生态环境保护会创造出新需求,进而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更多这样的新动能正加速释放,不断丰富着未来的可能性。人们期待,当“美丽中国”愈加可触可感,“美丽世界”也不会止步于梦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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